最早的北京城在哪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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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北京晚報

蔡輝

北京考古70年

“華北洋灰公司,在琉璃河建設士敏土廠,近已竣工,開始操業。在該公司附近地區,有石灰石〇萬公噸(原文如此,或指十萬噸)以上的龐大埋藏量。該廠之建筑,雖因電力及其他資材關系,稍微展緩,終于因士敏土在華北需求日增加,尤其因開發關系,重化學及磁石方面,皆需士敏土甚亟,所以洋灰公司乃力排萬難,使建設工事卒抵于成也。”

這是1944年第三卷第1期《經濟月報》上刊登的一則快訊。士敏土,現通譯水泥,該廠至今仍在,但由此而來的發現,可能更具意義。

該廠在建設中,向中國銀行貸款,銀行派經理吳良才經辦。吳到琉璃河后,從鄉民手中買到一大包陶片,帶給著名考古學家、時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的蘇秉琦,立刻引起蘇秉琦的高度重視。

吳良才如此有心,因他的哥哥是中國考古學泰斗吳禹銘(金鼎),吳禹銘是山東龍山黑陶文化的發現人,梁思永先生稱贊他:“像吳禹銘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學的正統派,著重田野考古而輕視故紙堆中的研究。” 1948年9月,吳禹銘因胃癌,病逝于山東的齊魯大學。

1962年,在蘇秉琦先生提議下,北京大學考古系對琉璃河遺址試掘。1972年,考古部門正式開始挖掘,在這里發現了北京最早的城墻,將北京建城史推到3000年前。

在這一驚人發現的背后,是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的奉獻。

進入北大講考古

“知盤碗之用,而可與言籩豆之制;知舟車之利,而后可與言航海、鐵路之理。”蔡元培先生早年在論述教育時曾這樣說道,體現了他的考古意識。

1917年,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后,立刻著手組建國史編纂處與中國史學門,并邀羅振玉來北大主持古物學講座。羅不肯,轉請王國維,亦遭拒。直到1920年,羅、王仍不肯就任,只好請二人的好友馬衡主講。1922年,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立考古學研究室,這是我國乃至東亞最早的專業考古學機構,馬衡任主任。

據學者查曉英鉤沉,1925年9月,日本學者濱田耕作、原田淑人先后來華,邀馬衡赴朝鮮參觀他們發掘的樂浪郡古墓,馬衡記道:“此行所得,一為發掘之經驗,一為空前發現之漆器。”開始將考古學專業方法引入國內。

在北大,周作人與馬衡關系甚篤,周說馬“十分闊氣的。他平常總是西服,出入有一輛自用的小汽車”,比胡適還早。

馬衡是寧波巨商葉澄衷的女婿。馬夫人曾說:“現在好久沒有回娘家去了,因為不好意思。家里問起叔平(馬衡的字)干些什么,要是在銀行什么地方,那也還說得過去,但是一個大學的破教授,教我怎么說呢?”

古燕國人果然看上了北京

1929年,燕下都被發現,馬衡先生參與了初期考古發掘(此次工作未深入,直到上世紀50年代,才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古發掘)。

燕下都是燕國800多年歷史中的五座都城之一(也有六座說、七座說),在今河北易縣,是已知戰國都城中最大的一座,被易水環繞,荊軻刺秦王即從這里出發。燕下都近齊國,有宮殿區、手工區等,卻沒有“市”,且墓葬區在城內,是一座軍事城市。

人們感到困惑:燕國為何把都城設在這里?

從地理上看,古代華北多深山大谷,每當雨季,谷地盡為沼澤,人們只能沿山麓地帶南來北往。所以早期考古發現集中在山麓沿線,谷地幾乎沒有。侯仁之先生說:“根據已經發現的殷商彝器的地理分布,恰好說明自殷墟而北,殷商的政治文化,正是沿著這一地帶逐步向北發展的。” 北京在山麓帶中的一片小平原上,地理條件最優,古燕國人為何視而不見?

本文開篇提及的吳良才的發現石破天驚,上世紀50年代后,經數次考古發掘,確認這里是燕國最早的都城——燕城。

一般認為,燕國在此定都300多年,公元前698—691年間,在山戎壓力下,遷到臨易(今河北易縣一帶,距后來的燕下都不遠)。山戎或為匈奴一支,曾建孤竹、令支、屠何、無終等國。

臨易近齊國,齊桓公出兵,“北伐山戎,山戎走”,令支、孤竹遂亡。上世紀80年代末,在北京延慶張山營鎮發現了山戎墓葬群,基本證實了這段歷史(尚有爭議)。

陳子昂在薊門橋寫過詩嗎

危機解除后,燕國將都城從臨易遷回薊城。

薊城位置至今未明。據史料記載,薊城附近有薊丘,薊城之名即從此來,這為找尋遺址提供了方便。侯仁之先生認為,薊城應在今白云觀附近。

明代時出現了一個流行誤會:認為燕京八景中的“薊門煙樹”就是薊丘,此論甚至被寫入地方志。但“薊門煙樹”在城北,薊丘在城南,“薊門煙樹”靠元大都,與燕國無關。

有學者提出,陳子昂的代表作《登幽州臺歌》中的幽州臺就是薊丘,但近年有學者提出,《登幽州臺歌》非陳子昂的作品,因“前不見古人,后不見來者”出自南朝宋孝武帝之口,陳子昂豈能抄襲?且到唐代時,幽州臺遺址或已無存。但也有學者指出,《登幽州臺歌》的題目最早見于明朝楊慎編的詩集,此前該詩題為《登薊北樓歌》。

上世紀50年代,在廣安門南700米外發現一處戰國遺址,出土了饕餮紋半瓦當,這是燕國宮殿常用構件。神秘的薊城終于露出真面目,它在“今蓮花池與廣安門之間”。受城市發展影響,目前難進一步考古發掘。

薊城的地理條件遠比燕都優越,為何燕國人還要在薊城停留300年呢?

考古給出回答:燕都中后期出土文物越來越少,可見它早已從都城淪落為普通居民點

周武王分封天下時,將弟弟召公姬奭封在燕,將堯的后人封在薊。表面上是兩個國家,所以燕國初期不得不在燕都忍耐,可沒多久,作為天子的“同姓之國”,燕國便將薊國吞并了。

“金臺夕照”就是黃金臺嗎

春秋時期,姬姓之國多封在天子附近,發展被抑制:

其一,天子常割身邊諸侯土地賞賜功臣,致其領土破碎,甚至不接壤,管理艱難。

其二,天子腳下的諸侯無向外發展空間,不像楚國、秦國等,可通過對“蠻夷”用兵,開疆拓土。新占土地多取郡縣制,國王直管,不再分封給貴族,有利于制度轉型。

燕國雖屬姬姓之國,卻在邊鄙。戰國時期,燕昭王勵精圖治,國力達于極盛。燕昭王善用人,為拉攏名士郭隗,專門給他建了黃金臺。陳子昂寫詩說:“南登碣石館,遙望黃金臺。丘陵盡喬木,昭王安在哉?霸圖今已矣,驅馬復歸來。”滿紙羨慕嫉妒恨。

黃金臺在哪里?至今爭議不斷。當時燕國采取雙都制(上都薊城,下都燕下都),兩地皆有可能。清人認為,燕京八景中的“金臺夕照”即黃金臺舊址,但那只是金朝人追慕前賢所建的仿古建筑,后被毀,清代又重建。

酈道元在《水經注》引《述游賦》稱:“出北薊,歷良鄉,登金臺,觀武陽,兩城遼廓,舊跡冥芒。”據此判斷,黃金臺應離良鄉不遠,但為何能“觀武陽”(即燕下都),實在離奇。

燕京曾是四大經濟區之一

據學者閻忠考證,燕國迅速崛起,與雄厚的經濟實力相關。

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將當時中國分為四大經濟區,即山西、山東、江南、龍門碣石北。龍門在山陜之間,碣石在昌黎北,恰好是燕國故地。戰國時氣候較今天溫暖,故燕國“粟支十年”,足以一戰。

燕國地處農耕、游牧的交接地帶,民風樸野,兵源較多。燕國牧業發達,家庭手工即可制皮甲。考古發現,僅燕下都就有三處大型兵器作坊,最大者達14萬平方米。

1965年,燕下都考古發現了兩柄鋼劍,已使用淬火工藝(把鋼加熱到臨界溫度以上,保溫一定時間,然后以大于臨界冷卻速度冷卻,以提高鋼的硬度、韌性、耐磨性等),是中國最早的淬火劍,比其他發現早200多年。當時楚國劍因鋒利而名聞天下,可燕國劍絕不遜色。

燕國中后期鐵農具較普及。考古發現了大量鐵范, 70%以上用來生產農具。可證當時已使用生鐵,比西方早1500年。

春秋時,主要產鹽區在山西解州(屬晉國)和山東沿海(屬齊國),鹽在當時是重要的戰略商品,所謂“夫山澤林鹽,國之寶也”。燕國占據遼東后,發展“遼東之煮”,一躍成為第二大產鹽國。

通過考古,已發現百余座燕城,其中薊城“富冠海內”。

當面諫言傅作義

作為北京考古開創者之一,周作人稱馬衡“待人一樣的有禮貌,但好談笑”。

馬衡的兒子馬文沖說:“父親是幾家中唯一不賭博、不娶幾個老婆的人,‘出淤泥而不染’,他將自己的書齋叫做‘凡將(音如姜)齋’,他在里面看書,看碑拓,有時整天不出來。”

馬衡精治印,曾任西泠印社社長,他為錢玄同、周作人各治一印。

1924年,溥儀出宮,1925年,故宮博物院成立,馬衡出任其中的古物館館長。1934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,直到1952年離職。

1948年12月,傅作義提出“倚城野戰”,中南海、北海、太廟(今勞動人民文化宮)、景山均駐滿軍隊,并在太廟中存放數萬發炮彈。1949年1月12日,傅作義在中南海宴請北平文化名人,馬衡當面提出諫言。傅作義說:“此事曾再三研究,其中導火線皆經取出,絕無危險。”馬衡仍爭論不休,傅作義只好敷衍道:“我再考慮一下。”

從1948年12月起,南京政府多次催促將故宮文物南遷,在馬衡堅持下,本院文物一箱也沒有運出。在保護北京文化上,作出突出貢獻。

1955年,馬衡先生因病去世,臨終前將畢生所藏1.4萬余件文物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。

  • 編輯:張曉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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